我一参加红军，贺龙军长都很关心我，常开玩笑说：“你就是我的干女，你就认我干爸爸罗!”从这以后，我就在军部里工作。军部在吴家坪驻了几天，部队就开跋。军长的从兵(即卫兵)是他的外侄，叫肖云老，他(肖)告诉我说：“现在，红军的游击范围是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县”。从大庸出发的第二天，听夏主席说，今日下午的宿营地是白马寺，叫我到达宿营地后，去九师师部报到，并说关政委要给我办喜事。什么喜事呢?我摸不着头脑，以为是开我的玩笑。到宿营地后，傍晚，九师师部办了两桌席，七师师长卢冬生，政委常达山伴着贺军长、关政委、夏主席三位首长来了，他们把我叫到一起，上桌就餐，席间，关政委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是我们九师师长汤福林同志和贺咏珍同志结婚之喜，主婚人是贺军长，证婚人是夏曦同志。”事情产生得实在太突然了！使我羞得无地自容，车转身就往外跑！可是，军长的从兵肖云老鬼得很，一家伙把我挡住，嘻皮笑脸地说：“红军部队不兴封建，去，坐下。”我终于被强拉硬扯地转回来，重新入座，然而，头脑是抬不起来。……席罢，简单地举行婚礼，从此，我就住在九师师部了。和部队住在一起，经常行军，转战于永顺、龙山、来凤等县所属地区，曾攻打过江凹、招头寨、洗车河等地。每遇宿营，汤师长就叫我到经理处卢处长住地，同小胡、老胡这两个女同志一块，为战士们做点针线活，缝缝补补破烂了的战士服。二月间，部队辗转活动，进入了四川省的边界——南腰界、来安营、火烧桥，还有贵州省边境的后坪、土雷等地，部队所经之地，每天都和当地国民党驻军、团防兵打仗。三月初，部队转战回到湖南龙山，同伪川军刘湘部队遭遇，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红三军乘胜进入了四川的彭水县城，住了两天一夜，刘湘部队得到了支援和补充，又来进攻我们，红三军为了保存实力，采取了避实就虚，不打硬仗的办法、经龚滩、越大山，长驱进入贵州沿河县。我军这段时间一直坚持在川黔两省交界地，开展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争，在沙子坡，南腰界、晓景等地打磨盘战。古历六月，部队驻防黔东的枫香溪，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独立团。在我军驻防枫香溪的两个多月里，这个独立团的游击战士发展到了三千多人。这个时期，我还是一个随军家属，并未列入红军编制，思想上很不舒服，很不满意。为了这个问题，我到军部去找关政委和夏主席反映了，提出要求，给予分配工作。参加革命活动。这时，正值汤福林在军部反省，组织上撤掉他九师师长的职务，师政委朱绍田也被记大过一次，由钟炳然同志接任九师师长之职。汤福林和政委朱绍田之所以受到处分，是因为在四、五月间，红七师和九师在茨岩塘与国民党二十五军廖怀忠部作战时，汤福林指挥不当，错失军机，军事要地——茨岩塘山头被敌抢占了，结果，导致九师三十多个指战员的牺牲，十八个战士负了伤，不但未能达到围歼敌人的目的，反而遭致不小的伤亡，致使敌人援军到达，我军被迫撤退。关政委笑着对我说：“革命工作，无论干什么都是光荣的，你们每天给战士缝缝补补，就已经够干了。我们这么大部队，就只大、小胡和你三个女同志嘛，任务够繁忙了。老汤犯了指挥上错误，正在作检讨，你得关心他的生活。我们红军就是这么严肃认真，不检讨，不吸取教训，怎么能发展人民武装，怎能进行人民战争，怎能打败强大数倍于我之敌呢？革命，就得严肃认真，一点也不能马虎。你要求工作，这很好嘛，你还很年轻，要好好学习，任重而道远哪!将来，有干不完的工作哩。”这一番话，使我的精力转移到关心汤福林同志的生活上来了。

八月份，组织上重新明确了汤福林的工作，担任红三军参谋长职务。他同夏曦主席去铅厂坝乡政府设立红军军委会，该乡主席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姓令狐，苗族人。九月初，军委和军部分开，由夏主席带领一百多个战士去担任整个红三军的后勤工作，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查封他们的稻谷，一部分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一部份加工成大米，运送到军部所在地——沿河白石溪枫香坪(园)供我军给养。这时，夏主席给我分配了负责保管的任务，因为军委在处理经济案子中，地主豪绅们往往交有枪枝、弹药、大洋、烟土、盐巴等物，我就具体负责保管这些东西，并抽出时间给三个首长做布鞋、洗衣服。过了一段时间，夏主席又给我分配另一个新任务：一项极为秘密的军事情报工作。开始的头一次，首长交给我一套全新的长条布男便衣，叫我用棉花蘸土酒擦洗，看它现出什么东西来，像玩魔术一样。我按照他吩咐的办法去做，结果衣服上就出现了一句一行的字迹来，然后又叫我把这些字照抄下来，经他检阅校对后，再叫樊哲祥同志去刻在蜡纸上，油印出来，钉成小册子，发到军部各处。夏主席对我说：“你天天嚷着要干革命工作，现在实现了，但这是一项军事机密，要特别提高警惕，千万不得泄露啊！工作上还要细致，不能粗心大意，不能翻错，它有关我军存亡和成败…”从此，我思想安定，工作也很积极。然而，那时的红色政权刚刚建立，红军的根据地尚未巩固，武装力量不足，四面八方均处在国民党势力的包围之中，战斗频繁，任务繁重而艰巨，一场大悲剧终于发生了。在夏主席到军部开会未回的那几天，我方侦察从白区回来说：伪区，乡、保、甲在水田坝开会，大摆宴席，把梭镖、马刀磨得晶亮，看来，有向我部进攻的趋势。幸好，汤福林在家，他特地召集十多个老战士开会，研究对策，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是再派出侦察，进一步查明敌人的行踪；二是增加乡苏维埃政府的岗哨，严防敌人偷袭；三是规定在押的地主豪绅们，每天只许他们的家属送一次饭，一次够吃一天，以减少来往人等的目标。这三条决定，算是采取了应急措施。可是，我们军委会后勤任务重得很，红三军六千多人的给养，每天光吃饭一项，就够干了，而我们军委总共只有一百多人枪，天天都得派武装押运粮食到军部，还要抽出武装四出筹粮，这样一来，真正守卫军委部的力量就非常单薄了。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汤福林同志带九十几个战士到沙子坡送粮去了，当天回不来，到了下午，侦察兵老向急忙回转乡苏维埃政府报告说：“确实消息，敌人今晚要来攻打这里，劫走那些在押的土豪劣绅，还扬言要消灭我们这个军委会和乡政府！”情况非常紧急，樊哲祥同志就下令：六时开饭，在家留守的十几个战士，要把文件、枪枝、弹药准备好，收拾好，以防敌来后乱套子，要求同志们沉着、勇敢、临战不惊，如果敌人来势大，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撤退的方向是：从山梁子上往铅厂坝方向转移，以求得到驻在那里的另一个班战友的接应。我们的马兵刚把马喂饱，把文件、行李绑上马背，还在捆马肚带，敌人就来进攻了，而且已经把我们团团围住！我赶快挎枪上马，和同志们一起，向指定的方向冲。刚冲出院落，不料，敌人的好几枝枪对着我射击，当即我感到左膀一麻，就不由自主地从马背上滚了下来！右手握着枪，直插到水田里去了，敌人包围拢来，梭镶、枪托不住地打在我身上，我终于昏迷了！当我苏醒过来时，天已蒙蒙亮，这才发现我骡子、文件连同捆在身上通袋里的大洋、金怀表和穿在身上的大衣等等，统统被抢劫一空。我的身边还有两个战士被砍死在水田里。扣押着的百多名土豪劣绅，已经全部被劫走，乡政府附近的群众也被洗劫一空。我的右臂部被杀得血淋淋的，站不起身。幸亏铅厂坝的张班长听到枪声后，带领全班战士前来支援，黑更半夜中，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援军，才仓惶撤退，否则，恐怕还会遭到更大的损失。张班长他们把敌人赶跑以后，用楼梯做担架，把我抬回乡政府。第二天中午，汤福林他们赶回来了，他立即派人把我送进旧乡坝我军医院养伤。但在医院只住了一夜，汤福林就又派人将我抬回军部，随军治疗。

 一九三四年冬月，敌情更趋紧张。军部首长们决定：部队长途转移，打回湖南桑植一带去。此时，重伤病员有二十多号，无法随军转移，决定由秦育青同志与当地组织共同负责照管，并分散寄托在铅厂坝下沟，白石溪、汪家寨、胡家寨一带地方。当年腊月初十的上半夜，我从军部所在地——谯家铺转移到汪家寨的汪再祥(游击队长)家，鸡叫头遍时，汤福林不放心，又同他的弟弟汤银山一起，牵着运输大队的黑马来接我，叫我一同转移。当时，因白匪已四面包围拢来了，我想，他们拖着我走，必定影响速度，途中，我个人牺牲是小事一桩，如果为了我而至使他俩兄弟殉难，这对革命的损失可就大了。于是，我含着眼泪，催他们快走，我和众伤病员留在这里，等候他们胜利回来。没有想到，我和汤福林同志就此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