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至5月，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侯小鸿和黑水乡干部肖榜福走访了黑水乡部分年纪大的居民，听他们讲当年红军在黑水发生的故事。

这是一次红军主动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战斗，红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缴获很多枪支弹药，杨家坪、包家园、三王殿、六溪沟一带，到处是国民党军的尸体。田永贵在尸体中找到一支枪，是坏了的，红军说，你们用不了，我们拿去修理，就把枪拿走了。田贵兴堡长的土里尸体像面（铺）红苕，他去铧土时，尸体没有地方放，就往坑里摔了十几个，他说把他的手都拖僵了，那个坑就在上面的六溪沟，是个无底坑。

在六溪沟有一个甲长被打死，有一个被称为“安连副”国民党军官被打死在六溪沟（小地名大土），他的尸体被埋在六溪沟沟边，后被水冲出。

红军队伍有的穿军装，有的着便衣。他们很关心老百姓，送给田永贵一件军衣，送我家一些粮食。红军来后，在这里驻了半天，寨子上每家都驻有人（红军）。红军把地主田荣秀的谷子打了，分一部分给穷人，穷人们都不敢吃，红军走后全部还给人家了。当时我父亲已过世，母亲一人撑持全家人的生活，十分苦难。几位红军跟我母亲商量，给我哥一斗米，给我五升米，让我们两兄弟跟他们走，母亲将这事跟我大伯商量，大伯不同意，我们没去成。

田贵贤：（男， 76岁，住黑水乡杨寨村六溪沟）听我母亲说,当时红军到龙堡、爱群村烂沟子收谷子来六溪沟办生活，剩余的谷子送给了我们。红军走后，我们又将谷子送还了原主。黑水战斗当天，我父亲在山林中打五倍子，被红军发现，红军对他说“老乡，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来救你们的。”我母亲叫张满香，戊申年生，79岁过世，红军来时有27岁了。

张易珍：（男，1920年生，住黑水乡杨寨村杨家坪堡上）对当年红军还有印象。红军来那年，我还在麻竹溪中寨住，是后来逃兵来到后家住的。我初见贺龙军队是在甲戌年九月间。一天，一支十多人的红军队伍，赶着五六匹马，来麻竹溪、邓家沟驮粮食。主要是在九儒懋张家（张成文二老爷、大老爷在贵阳当县长）和邓家沟张献涛家。在张献涛家，有一匹马被掉下的朝门石打伤，后换马把粮食驮走的。红军穿便衣，有些人带有枪。后来听说红军是打富救贫的。

温忠国：（男，1925年生，住黑水乡新群村白杨湾）我今年86岁了，甲戌年我八九岁了，红军从我们这里经过的那天，我和几个同伴在山坡上望牛。红军队伍一早从大盖头下来，大部分人马由楠木坨、旧屋基过路，小部分从下坝过路。时间是四五月间，栽秧过后。我们躲在树林里，看的清楚，红军队伍人多，怕有两三千人。

冉茂相：（男，生于1926年7月，建权村桃子树坝人，现住黑水乡敬老院）红军由思渠来，队伍通过大盖头，用了两三天。那几天我一人照看几家人的牛，较大的放牛娃躲起来了。红军行军很正规，队伍不乱。一天过好几路，一路几百人。马也多，驮东西，骑马的人很少。过一会又打一枪信号枪。在大盖头没有驻扎，也没有吃饭。

孙定寿：（生于1934年2月，住建权村付家组）据本人了解，1934年，红军是从冯家庄、高架溪、三角塘、滑石子、淹坝溪、大盖头、下坝、关口坳、黑水场、杨家坪、洞灵山、大坪村下沿河城。五十年代初，我在高穴乡任书记，在大坪住过村，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情，红军往洞灵山经过时，一匹马从悬崖上摔下沟，被埋在土里。红军走后，这匹马被当地群众挖出来吃了。

朱素萍（百岁老人）：女，生于1913年11月9日，住建权村卢家组。八十年前，红军经过我们三角塘、大盖头到沿河。当时我们在山坡上薅草，我听人说，有许多红军从我们村通过有枪有马，他们说从没见过这么多军队。在经过我们村滑石子时，马的前脚和后脚在那里石梯上还留下了脚印，现在都还在。

邓国忠：男（生于1923年8月，黑水乡建权村大园子组）。当年我才11岁，记不住是哪一天了，只是知道有一天半夜，父母把我们兄妹从睡梦中叫醒，说有许多人背着枪，牵着马从我们寨子通过，全家人都躲在村子旁边黄泥坡的土壕里，不敢出声，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一片朦胧的月光下有队伍走过。后来听项启兰（今年81岁）的父母说：他们睡到深夜时，突然被有人偷牛栏的牛发出声音惊醒，他们起床去追赶盗牛之人，追到寨子下面的一条路时看到一支队伍从小路上经过，这支队伍不像国民党队伍，不扰民，不抢东西，发出的声音也小，往黑水方向去了，后来听说攻打沿河县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