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安江蜿蜒流淌

沙滩文化兴起于清代中后期，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人物，是由当地郑、莫、黎三大家族世代传承发展，集经学、文学、史学、地理等于一体的地域性文化流派，因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撰的《遵义新志》而得名。

沙滩文化具有持久的传承性。沙滩文化地处西南一隅，因地处偏僻，反得远离战乱，耕读传家之风绵延不绝。郑氏、莫氏、黎氏三大家族世代相交、互为师友，传承了“耕读为本，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据记载，从明末至清末，沙滩文脉传承三百余年，出了数十名举人、进士，沙滩文人著述达200多种，总计2000余万言，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等多个领域，并影响深远。

郑珍被誉为“西南巨儒”，一生清贫，却著述等身。他与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赞为“天下府志第一”。其诗作“独开生面”，诗中田园、苦旅、民瘼等交织一体，《巢经巢诗钞》被“同光体”诗派推尊为“宗祖”。莫友芝精于音韵训诂，尤善版本目录学，其《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被目录学者视为“枕中鸿宝”，《韵学源流》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史专著。黎庶昌则以贵州“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享誉后世，他曾两度出任驻日公使，曾出使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写就《西洋杂志》（八卷），被誉为“一卷西洋风俗画”，所编的《古逸丛书》抢救了大量国内失传古籍，赓续中华传统文脉。

沙滩文化的勃兴，离不开对“实学”的坚守。与当时流行的空谈心性的学风不同，沙滩学人主张“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他们不尚虚华，不逐功名，而是沉潜于学问，寓民生关切于典籍考据、方志编修之中。郑珍在《仪礼私笺》中一字一句推敲古礼，在《说文逸字》中补订许慎未收之字；莫友芝遍访江南藏书楼，记录珍本异本，为后世保存文献命脉；黎庶昌出使海外，关注各国富民振兴之道，思考强国之路。

更难得的是，沙滩文化并未囿于书斋，而是走出贵州，融入时代。郑珍虽未居高位，但其《母教录》《家礼》等著作，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伦理与民俗。莫友芝跋涉南北，精研文献、校勘古籍，主持整理了大量珍本秘籍，推动学术交流，深受曾国藩敬重。黎庶昌历任川东兵备道兼重庆海关监督，疏浚河道、整顿盐政，捐资创办洋务学堂，开西南留学之先河，并以文章经世，践行家国担当。

沙滩三杰：从左到右分别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

研读沙滩学人著作，我们发现，这一文化流派具有鲜明的精神气质和学术品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沙滩范式”。

在学术路径上，沙滩文化是“实学派”。它继承乾嘉汉学重考据的传统，又不拘泥于琐碎训诂，强调“考据为基，义理为归”。郑珍考证《诗经》，不仅考订文字音义，更注重揭示其中的民情风俗，以古观今；莫友芝研究金石碑刻，不仅辨识文字，更通过实物印证历史变迁；黎庶昌出使欧洲期间撰写《西洋杂志》，足迹遍及十余国，所记不限于见闻，更注重实地观察与比较研究。

在文风追求上，沙滩文化是“清雅派”。其文章不事雕琢，不尚浮华，追求“清而不枯，丽而不佻”。郑珍诗歌语言质朴、意境深远，如《晚望》中“水色秋前静，山容雨后新。独怜溪左右，十室九家贫”，寥寥数语，写出秋色，写尽碧水青山，更抒发了一代大儒心系天下百姓的情怀。莫友芝文风清逸隽永，风格冲淡自然，多写山林幽趣与读书心境，体现了学者之笔与隐逸之思的融合。黎庶昌文字典雅简练，出使日记记事清晰，抒情克制，处处显示了士大夫的理性与节制。

在价值取向上，沙滩文化是“经世派”。尽管偏居一隅，但沙滩学人始终心系天下。郑珍潜心著述《仪礼私笺》《说文逸字》等，虽处乡野，却以考据正本清源，为世立学，其诗文直面惨淡现实、民生疾苦。莫友芝在金陵书局主持校书，坚持“一字之误，关乎大义”，以严谨守护文化传承。黎庶昌在日本广交名士，搜集中国散佚古籍，举银一万八千两，出版《古逸丛书》26种200卷，督印百部，并悉运还国，使“绝学复续”。

《遵义府志》资料图

作为贵州文化史上最璀璨的高峰之一，沙滩文化富含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涵养文化自信、改进文风学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一，学问贵在扎根乡土。沙滩文化证明，文化高地不必在通衢大邑，也能生于田间地头。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郑珍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家乡授徒著书，其学问根植于贵州山水、民间生活。今天的文化建设，同样需要“沉下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地方历史、民族传统、百姓生活中汲取养分，避免“无土栽培”式的空洞表达。

其二，文风贵在求真务实。沙滩学人鲜有“应酬文”“八股文”，而撰写有思想、有温度、有筋骨的文章。郑珍写农民疾苦，莫友芝记文献源流，黎庶昌论国家大计，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反观当下，一些文章堆砌辞藻、空话连篇，缺乏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学习沙滩文化，就要摒弃“假大空”，倡导“短实新”，让文风学风回归本质。

其三，人才贵在代际传承。沙滩文化的辉煌，源于郑、莫、黎三姓家族百年接力。父亲教子，师者传道，朋友切磋，形成良性循环。今天推动文化发展，也要重视人才培养体系，鼓励“老带新”“传帮带”，让优秀传统薪火相传。